2005年，我从部队转业至市文广局不久，赴局直属单位上海美术馆参加一个画展。上海美术馆这座建筑前身为1934年落成的跑马总会大厦，北端的四方形钟楼钟声悠悠，西侧的塔司干式柱廊透着英式古典主义的端庄，虽非中西合璧，却融着上海兼容并蓄的城市气质。谁曾想，一场意料之外的邂逅，竟让我与海派画坛泰斗方增先先生结下了长达十五载的深厚情谊。
活动落幕时，美术馆副馆长特意引我至办公室，拜见正在挥毫的方老。彼时他刚为友人题罢字，听副馆长介绍我是局里新来的同志，便主动提出为我留墨。案头无规整宣纸，他随手取过一张裁剩的边角料，凝神片刻，笔尖落纸如行云流水，“知白守黑”四个墨韵饱满、筋骨遒劲的大字跃然纸上。
这四字源自《道德经》，既是中国画虚实相生的美学精髓，更藏着处世与为政的深邃智慧。于方老而言，是他深耕画坛七十载、开创新中国人物画革新之路的艺术信条；于初涉文化艺术领域的我而言，却是前辈最殷切的勉励。我双手捧着这幅墨宝，只觉纸上黑白二色，晕染的是书画意境，沉淀的却是沉甸甸的期许与信任。
那次偶遇后，我与方老的交往日渐频密，从最初的工作接洽，慢慢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。作为海派画坛一代宗师，他是市政府特批的上海美术馆终身馆长，年过七旬仍精神矍铄、笔耕不辍。这位从浙江兰溪走出的“农民的孩子”，始终“老棉袄扎得很牢”，笔下《粒粒皆辛苦》《母亲》等作品享誉全国，以笔墨为农民塑魂造型。任馆长期间，他牵头推动首届上海双年展落地，为上海美术界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口，这份功劳在业界有口皆碑。他常邀我参加美术馆的重大活动，我也乐于以人事工作者的视角，聆听他畅谈艺术传承与人才培养的真知灼见。
2005年10月间，旅法华裔画家朱德群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，展览后的答谢晚宴上，我恰好与方老邻座。席间谈及艺术界的人和事，又聊到我从军营转业的经历，方老忽然笑着对我说：“王处长啊，你做事黑白分明，透着一股子转业干部的豪气。”这话半是玩笑半是赞许，让我心头一暖，也让席间的畅谈更添了几分投契。后来美术馆紧接着推出吴冠中艺术展，我同样有幸与方老一同参与，至今仍留存着当时的合影，见证着这段跨越工作与私交的情谊。
后来，我曾多次登门拜访方老位于闵行的居所。那是他的心血之作——改革开放初期，借着闵行区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，他斥资二十余万元购置地块，亲手设计了两栋木质小楼。一栋是温馨的生活居所，另一栋是层高近十米的画室，两栋楼间架着悬空连廊桥，偌大的画室足以容纳他创作《祭天》《晒佛》这类鸿篇巨制。我至今记得，画室里曾立着一架高木梯，那年他正构思一幅马主题的画作，墙上草图意气飞扬，尽显大家风范。小院里清池游鱼、草木葱茏，生机盎然。他的夫人卢琪辉女士——上海油画雕塑院的著名雕塑家，总会热情沏茶待客。听方老说，二人自学生时代相知相恋，携手投身艺术事业，创作路上相互扶持，这份伉俪情深，着实令人动容。
无论个人私事还是馆里工作要事，方老都愿与我坦荡交流。从美术馆领导班子选配、人才培养，到未来发展规划、业界地位提升，他都会毫无保留地分享想法、提出建议。后来我调离市文广局，辗转至市文联、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，与方老的联系却从未中断，每年都会专程登门探望。晚年的他饱受肠胃疾病困扰，常常食不甘味，我陪他闲聊时总会打趣宽慰，笑言或许是心理因素作祟，他听罢总会爽朗一笑，眉宇间的阴霾也散了几分。
2018年，我以《上海滩》杂志主编的身份专程采访方老，为他的艺术成就做专题报道。期间，他却说：“记得你书法不错，我为你写个斋名吧。”这提议让我喜出望外——我习书数十年，竟从未有过专属斋号。回家后我初拟“涤尘斋”，通过微信告知方老之子、上海大学美院教授方子虹，很快收到回复：方老觉得“涤尘斋太直白，意味不够深长”，提议“涤缨斋”更佳，还特意阐释：“‘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’，典出屈原《楚辞·渔父》，意境更深远。有典出也有出其不意，如果大家都懂，就不好玩了。”随后便约我周末到家中当面沟通。
赴约那日，方老身体尚未痊愈，身着宽松睡衣，眉宇间却不见丝毫懈怠。方子虹先生早已在案前忙开，细心铺展宣纸、研磨调墨；卢琪辉女士静立一旁，目光温和地落在丈夫身上；我亦屏息站在侧畔，生怕惊扰了这份专注。案头一侧，方子虹先生用楷书工工整整写下“涤缨斋”三字作参照，可方老并未拘泥，他要写的是独属于自己的“竹叶”书体。只见他微微俯身，凝神谛视纸面良久，手腕轻悬迟迟未落笔——每一个字，他都要在心中反复揣度、勾勒。待思虑笃定，笔尖才缓缓触纸，行笔间却无丝毫滞涩，独有的行草风骨，在浓淡相宜的墨色里尽显。一笔一划斟酌再三，写写停停，这幅仅三字的斋名，竟耗费了许久时光。我看得分明，他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，落笔的笃定难掩身体的疲惫。待“涤缨斋”三字落定，他又略作沉吟，在落款处郑重写下“方增先”。屋内静得出奇，只余下笔尖摩挲纸面的沙沙声，以及他偶尔的轻咳。这段题写的画面，我至今仍存着视频。谁曾想，几个月后他的身体急转直下，这幅斋名题字，竟成了他的绝笔。
2019年的冬日，成了方增先先生人生的最后一程。离世前两三个月，我去探望他，彼时先生的精神已大不如前，往日的神采淡了许多，见此光景，心中难免唏嘘。12月3日，我突然收到方子虹的消息，字字揪心：“我们在和父亲告别，他没有呼吸含氧量的显示了，医生说多数在今天晚上会走。”我随即驱车赶往瑞金医院九舍三楼观察室。推开病房门，先生躺在病床上，脉搏虽还微弱跳动，人却已失去知觉。我站在床边，默默看着他，想陪他走完最后一段路。下午7点35分，方子虹先生发来噩耗：“他走了，19点28分。”
方增先是新中国人物画创新转型的标志性人物，也是开宗立派的国画大家。他突破传统文人画侧重才子佳人的题材局限，以笔墨深耕农民、工人等现实题材，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画笔墨意趣相融，为现代人物画发展开辟了全新路径。这位从艺七十余载、见证并推动新中国人物画转型的艺术巨匠，就此定格在岁月里，享年88岁。
十五载交往，始于一张边角纸的“知白守黑”，终于一幅“涤缨斋”绝笔，这段缘分如墨入宣纸，晕开的不仅是书画意韵，更是一位艺术大家的人格风骨。“知白守黑”四字，始终是我工作与处世的圭臬——知白，是明晰政策底线与是非边界；守黑，是安守本分、甘做幕后铺路石。方老那句“黑白分明”的赞许，恰是对这一圭臬的呼应，藏着他识人观事的通透。方老不仅以《粒粒皆辛苦》《母亲》等作品确立了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审美规范，更以《怎样画水墨人物画》影响了几代美术爱好者；他温润谦和的品格、坚守本心的气节，更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从军营到地方、从人事工作到文化领域探索的前行之路。一纸“知白守黑”的墨痕，一句“黑白分明”的赞许，亦师亦友的十五载，早已把艺术的风骨与处世的底色，融进了岁月的笔墨里。
（作者为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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