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影《奥德赛》在中国市场两个周末的点映场票房已经破5000万元，尽管影片在中国的正式公映日期定在8月14日。影片时长173分钟，在欧洲部分地区放映时，影院特地安排了中场休息，英国乐评人在影评栏目里感叹：“看理查·施特劳斯根据《荷马史诗》部分情节改编的歌剧《厄勒克特拉》都用不了3小时啊！”
克里斯托弗·诺兰导演的这部新片捍卫了电影长片在当代娱乐工业里的特殊地位，影片自7月中陆续在北美、欧洲和亚太地区上映，3周创造全球票房9.5亿美元，根据数据分析，超过75%的观众年龄在25岁以上。影片让冷僻的古典学一夜间成了社交网络上的“显学”，自媒体博主们飞快地开辟从政治、历史、哲学、美学多角度“解读古希腊”的赛道。
日常远离公众的“学究”们被这部电影卷入流量漩涡。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、《荷马史诗》英译本译者艾米莉·威尔逊看完电影给新一期的《伦敦书评》撰写评论《一个没内涵的男人》，这篇质疑诺兰改编能力和电影完成度的长文因为蜂拥的点击量，一度让《伦敦书评》的网站瘫痪。
88岁的美国小说家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看了电影，在她的社媒动态里写了一句活泼的评论：“我认为安德烈·康察洛夫斯基在1997年改编的电视电影更有趣。”她同时“劝告”艾米莉·威尔逊：“你应该对电影主创礼貌些，毕竟他们让你的译本短时间里销量翻倍。”欧茨没有夸张，英国媒体的统计数据显示，电影上映后，英语出版市场《奥德赛》半个月的销量是以往年销量的15倍以上。尽管不认可诺兰的改编，面对电影的声势，威尔逊教授的文章结束于这样的调侃：“美国高校的决策者们是不是该反思‘文科无用’论，暂缓关停古典学、历史学和英语文学这些专业？”
奥德修斯是另一个时空的奥本海默
导演诺兰在影片公映前的一次采访里朗诵了《奥德赛》长诗的开篇：“给我讲个故事，关于一个复杂的男人。”电影把这个“复杂的男人”搬到大银幕上吗？艾米莉·威尔逊作为权威的希腊古典学研究者，她对电影的不满意正是这一点，措辞严厉地评论：“真是沮丧，马特·戴蒙扮演的奥德修斯既不复杂，又缺乏狡猾的智慧，更匮乏艺术感。”小说家欧茨虽然不认同威尔逊“精英主义的傲慢”，但她提起一部当代观众大多没留意的、30年前的电视电影，作为对照，委婉地表达如今的改编“不够有趣”。
今天的观众看到什么样的奥德修斯？
电影的叙事框架没有脱离《奥德赛》的原作。故事开始于特洛伊战争结束近十年，伊萨卡岛上流传着吟咏奥德修斯辉煌战绩的歌谣，但他本人迟迟没有返乡，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
奥德修的妻子珀涅罗珀留守伊萨卡岛，她相信丈夫终将归来，不愿改嫁，与各种难缠的求婚者周旋。此时的奥德修斯停留在女神卡吕普索的岛上，他休眠多年的记忆开始醒来，他对卡吕普索讲出自己离开特洛伊战场以后的经历，失去战友和战船的他，将孤身驾木筏启程，乔装成乞丐回到伊萨卡岛，血洗家园，杀光了无赖求婚者。
导演诺兰和戴蒙共同塑造的这个“奥德修斯”不是精通于修辞的、擅长讲故事的男人，他是饱受战后创伤的“希腊病人”。
卡吕普索不再是传说中潇洒的仙女，因为看上人间壮士，做了7年风流快活的世外鸳鸯。她成了免费的护士和心理咨询师，含辛茹苦地照顾陷入战后PTSD的老兵奥德修斯。卡吕普索“捡”到他的时候，他因为内心太过痛苦，必须失忆才幸存下去。他的回忆是一点点被唤回的，想起海上的磨难，沿途的历险，他如何失去全部同伴，而被埋葬往事的尽头是木马攻城的战场。奥德修斯拒绝和阿伽门农凯旋，他在回家路上长久痛苦，直到穿过塞壬海妖的暗礁以后，他终于承认自己内心深处不想回家，因为目睹过被屠城的特洛伊，他的信念崩塌了，不能回归和平的日常。
至此，奥德修斯成了被平移到古希腊的《奥本海默》。在诺兰的电影里，以木马攻城计谋决定特洛伊战争胜负的奥德修斯，是另一个时空里主持原子弹计划的奥本海默，他们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表达胜利者的忏悔：“我的力量和发明赢了，代价是对文明、对普遍的人世间的重创，我是不是罪人？”导演本人很坦率地承认：“《奥本海默》是一部关于世界末日的电影，它讲文明的崩溃，我把这种感受带入对《奥德赛》的改编。”
艾米莉·威尔逊概括了诺兰的奥德修斯本质是“一个被盖章的好人因为他经历的灾难而悔罪。”她认为电影表达的忏悔是暧昧的——奥德修斯是道德上没有缺陷的英雄，战争的罪过归于贪婪残忍的阿伽门农，他甚至始终没有出现正脸，是抽象的“阴影”；特洛伊人对战争的视角和感受是缺席的，只有来自奥德修斯的“看”；也恰是这个看到自己所在阵营造成人间惨剧、为此道心破碎的人，返乡以后为了清理乌烟瘴气的求婚者对他们大开杀戒。威尔逊因此犀利地批评电影消解了奥德修斯的复杂性，而电影本身陷入矛盾的逻辑：阿伽门农屠城是对文明的摧毁，奥德修斯为了恢复伊萨卡岛的秩序就拥有击杀求婚者的合理性吗？双手染血的父亲选择自我流放，这能置换儿子继承政权的合法性吗？
“置身于另一个世界”？这是华丽的幻觉
纽约的评论家把《奥德赛》看作乔装成古希腊的当代美国政治电影，从奥德修斯的创伤里嗅到“时代的抑郁”。诺兰并不愿意接受这种阐释，他认为电影的精髓要让观众“彻底置身于另一个世界”。
尽管世界各国英语文学系的新生在必修课精读《奥德赛》，很多年前入读伦敦大学学院英文系的诺兰有过同样的经验，但是对于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观众而言，荷马文本里的古希腊是回不去的“另一个世界”。
《奥德赛》和《伊利亚特》共同组成《荷马史诗》，这是盲诗人荷马在公元前8世纪整理了之前400年民间口头文学流传的歌颂战争英雄的短歌。雨果评价《荷马史诗》为“世界诞生时，迎来曙光的鸟。”
这个文本不仅奠定欧洲文学的基石，它也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留下的唯一关于古希腊历史的书面记录。荷马改造了在他之前300-400年的民间叙事，为文学写作确定范式，他用正在成型的希腊书面语塑造了历史，用文学的方式讨论希腊城邦从氏族社会转型奴隶社会的历史议题。《荷马史诗》重要的不仅是故事，而是故事如何被叙述，这是“话语权”在人类文明进程里最早的演示，掌握语言的人掌握故事，塑造故事的人塑造历史、现在和未来。
《奥德赛》的水手们不能抵抗海妖歌声的诱惑，必须用蜡封住耳朵。《荷马史诗》本身就是让读者迷惑的“海妖之歌”，诗人尽其所能地展示“真实”和“真相”都可能被修辞塑造。
奥德修斯用雄辩的修辞表达他对征服和不朽的渴望，他同样用理性的修辞克制他的野望。仙女卡吕普索的魅力很大程度地源于她的舌灿莲花，她风流妩媚地对奥德修斯说着“宙斯看上了人间女子就随手抢来，我们女神为什么不能用同样手段对人间男子？”她让奥德修斯和读者共同感受语言怎样轻易地解构秩序。荷马、奥德修斯和卡吕普索谈笑间用语言瓦解或建构秩序，而3000年后的诺兰在电影内外布道“宙斯的秩序”。
荷马创造了充满蛊惑力的“叙事”，它同时是轻盈和幽默的。奥德修斯遇到的瑟茜时，她和仙女姐妹们住着漂亮的宫殿，被她变成动物的男人们是花园里毛茸茸的宠物。奥德修斯的水手们栽在她手里，她熟门熟路地给他们下药，随手挥动仙女棒，变出一群小猪。奥德修斯气势汹汹去救人，结果被她迷得晕头转向。瑟茜把水手们变回原身，这群小伙子立刻和小仙女们过上如梦似幻、没羞没臊的生活，在岛上赖了一年还舍不得走。
读过《奥德赛》原作的观众就能理解威尔逊和欧茨用不同的方式抱怨电影不够“有趣”，瑟茜的段落是明显的例子。电影里这个角色成了在蛮荒孤岛苦修的老巫婆，她把船员变成猪猡的过程毫无恶作剧的玩笑感，她的一双劳作的手轮番掐住男人们的五官，施法者和承受者都沉浸在剧烈的痛苦中，“变形”是一场惨烈的酷刑，整个场面野蛮且暴烈，女人歇斯底里地控诉从战场回来的男人真相是贪婪的畜生。
《奥德赛》是一部不忌讳香艳、轻佻、甚至有些得意洋洋的古代文学作品，诺兰把它拍成每个角色都苦大仇深的严肃正剧，但这还不是电影宣称的“置身另一个世界”的症结。
其实，荷马的改编很可能背离了原始的民谣，后续，希腊、罗马和整个西方文学世界的作者们不断地背离荷马，每一代的改编是从原作的一次又一次出走。维吉尔的《埃涅阿斯纪》重塑了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的奥德修斯，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把奥德修斯的海上漂流转移到1904年的都柏林，尤金·奥尼尔的《悲悼三部曲》让阿伽门农的家庭悲剧发生在美国内战后的英国清教徒殖民地区，在加勒比诗人沃尔科特的《奥梅洛斯》里，被争抢的海伦就是黑皮肤的姑娘，他把希腊神话重写成当代加勒比海的血泪哀歌。
“神话”被改编的唯一方式是让它在当代的空气里“复活”，而不是让现代人回到某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。这才是电影《奥德赛》的最大悖论。它不可能再现古早的传奇时代，进入荷马的世界，意味着接受“狡猾的计谋，胜利高于一切的价值观，随意的亲密关系，对女性的贬低”，这是很多现代观众不能接受的“不正确的世界”，这样的古希腊是回不去的。导演修剪掉史诗世界的“不正确”，让一群古装的古人扮演适配今天的观念，这能让观众“置身另一个世界”？不，这是主题乐园里一场自我感动的幻觉。
传金所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